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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稀
近來因為兩岸關係的微妙變動，加上選舉間各政黨的宣傳造勢，以及《一九九五閏八月》等類似書籍出版的震撼等等因素，造成了社會的不安，在宗教界尤其是少數基督教團體間更激發了「末日說」的傳佈，並導致了或「悔改」或「移民」等應變之道的鼓吹。
「末日觀」在基督教傳統中，常因歷史情境的變遷而浮顯出來。新約聖經特別是福音書中，耶穌對末日之前種種景象的預言，提供了歷代基督教徒詮釋世界末日的根據；簡言之，凡是飢荒、地震、瘟疫等天災頻仍，或者是政亂、戰爭等人禍慘烈不止，都可視為末日前的徵兆（太二十四６～８）。其他如世紀末交替之際，因對數字神祕的聯想與預測，也會產生末日的期盼，就是在昇平之日，少數基督徒也會認為俗世間道德的淪落即是末日快要來臨的前景。而以上這些構築終末思想的條件如又同時合湊並存，「末日說」的激盪、強化自然是合理的結果。
傳統的基督教團體常自視為入世而不屬世，與俗世社會維持著若即若離的辨證關係。最近「末日說」的傳佈與提昇，是某些基督徒藉著其特殊的世界觀對現時環境解讀後之反應。反之，透過「末日說」現象，我們也可以以小窺大，得知今日社會的「脫序」程度。在此一意義上，這些教徒是整體社會的溫度計。
雖然說「末日觀」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核心，但是在解讀現今社會為「末日」一事上卻值得商榷。首先，所謂天災、人禍古已有之，於今卻不一定為烈；基督徒的「觀兆說」有必要從一較持平的宏觀態度，衡量比較各歷代史實，如只是集中放大於一時、一地，則有偏狹之嫌。再則，預測「末日」將於何年何月發生，顯然只是少數人為滿足窺知未來的慾望而設，並非有教理根據；末世容或有徵兆，而其最後的「變天」之日卻只能是個永恆之謎（彼後三９～13）。又則，依聖經所示，「末日」的來臨應是基督徒得救贖之日，是值得歡喜迎接而非恐懼以待，如因害怕其降臨而以移民為逃避的對策，恐怕難淪自我矛盾之譏。另一方面，所謂「末日」應是指全宇宙性的，選擇性的認定只發生在臺灣則純為主觀臆測，於理未合。
「末日說」的產生是客觀的歷史、社會背景條件下，加上教徒主觀的詮釋後配合而成；在民主社會裡，每一個人有權利採取合法的行動，以保障自己權益，部分基督徒的移民出走當然應做如是觀。不過，就宗教的感人力量而言，隨俗的往赴「太平」、豐腴的世界，較之入世救拔苦難待贖的社會，兩種做法所呈現的差別，自然是不言可喻；更進一步的說，與其受政治、社會變動的影響而驚慌地猜測「末日」之期，不如善用現有的資源以改變環境。真正的「末日」應是每一個人去世的那一天，這一點是絕對可以肯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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