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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生
可拉黨事件是民數記中一件挑戰摩西權威的代表作，也是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路的一個大事件。若不是神親自介入此事，結局就是改朝換代、民族分裂、內戰……等。
在人類歷史中，政治鬥爭與領導權的爭奪不過是家常便飯，然而神親自將「叛軍」消滅，使得此事不能以單純的政治事件來評斷它。
可拉黨事件開始由可拉、大坍、亞比蘭及250位首領發起，他們祭出：人民的共同意識超越一切之上，人民意識就是神的旨意，為何摩西抬高自己的地位，隨口以耶和華的旨意為理由，否認眾人的共同意識？
可拉並以利未人的角色質疑摩西：神所設計的以宗教治國的社會模式下，祭司是神與人的中介角色，因而祭司享有這個制度所附加的無形資產，例如：社會階級的提升、政治資源的集中……等，為何摩西將祭司階級只由亞倫（摩西之兄）的家族獨享，其他利未人只能做拱起祭司的墊背，永遠成為這個制度下的被領導階級？
之後流便支派的大坍、亞比蘭等人也不滿摩西：十個探子身亡、百姓被咒詛無法進迦南、又警告百姓別故意犯罪、安息日撿柴又遭石頭打死……，他們認為，為何摩西用進迦南的藉口領百姓，又利用耶和華的名讓以色列進不了迦南地，難道這不是以進迦南地之名，來達統治百姓之實嗎？
迷思一
我們試著以神的角度看可拉黨事件，首先第一個迷思是：眾人的意識等於神的旨意嗎？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可拉黨事件，若以現今的社會價值來看，摩西的決策，違反百姓的主觀利益，他們群起脫離摩西，重新建構新的社會制度、群體價值的民族自決行動，是可能值得歌頌的。但問題是所有決策均出於神，摩西只是神的代言人，這些首領尤其是可拉（摩西的堂兄弟），他們平日與摩西常接觸，不可能不知道摩西是聽神行事的，反而煽動不知情的百姓造反。
這樣的民族自決行動，以宗教眼光來看，分明是與神攤牌，除非神放棄未來救人的大計畫，否則，神親自介入是很自然的。另外在當時中東民族，宗教高過一切，宗教附帶太多政治利益、經濟利益、社會階級利益……，有心爭奪政治資源的人，一定會祭出宗教意識，說服百姓接受。像這樣動機不單純的政治勢力之下，神會利用民主的方式，增加進迦南地的困難度嗎？
雖然可拉黨事件前後遭神擊殺的有14950人，但諷刺的是，可拉的眾子因沒有加入而遭神擊打，可見可拉黨的作風，並不是那樣地讓人認同，包括他們自己的人。
迷思二
第二個迷思是：神為何在利未支派中，建構出社會階級分明的宗教社會？這樣公平嗎？神在建立一個完全宗教立國的以色列，特別揀選利未支派作為宗教儀式運作的維繫者，並根據利未支派下的各宗派，分擔會幕之事；偏偏又揀選亞倫的家族擔任祭司工作，將整個會幕事奉的精華交給他們掌管，其實內中含有權利與義務的觀念。
這些工作猶大支派、以法蓮支派……也會做，但神揀選利未人執行此項工作，一方面表明他們被神揀選的尊貴性，同時更要求他們比別支派盡更多的本分與義務，這樣的特權就不致於被政治野心的人誣衊，喪失神救恩的本質。
祭司之於利未人，正如利未人之於其他支派一般；祭司不能只單單享有他附加的政治、社會地位的資源，更因為身為代民獻祭的執行者，神對其心思行為的要求更甚於一般人，所以才會有亞倫之子拿答、亞比戶獻凡火而死的事。假若可拉叛變成功，祭司職位變成強者爭奪的掠物，那神以救恩為根本的宗教制度將毀於一旦。救恩若流於物競天擇、適者生存、不適者淘汰的產物，與勝者為王、敗者為寇的宗教，又有什麼價值呢？
迷思三
第三個迷思是：摩西不是以色列民的王、獨裁領導者，那摩西應該是什麼？事實上，摩西只是過度期的角色，因為摩西是神的代言人，不但能直接聽神的聲音，還能與神面對面交談，並有神做後盾，自然就享有至高無上的獨裁權力。這樣的角色，連身為大祭司的亞倫、女先知米利暗都十分「嫉羨」，更何況其他宗派領袖呢？
假若將摩西——神的代言人——的角色制度化，最後一定會形成「領袖神格化」，那與埃及法老沒什麼兩樣。所以摩西之後，舊約以色列宗教行為的領導，就落在宗教體制內的祭司系統，或是神因時代需要所挑選的先知系統。
因此當有人說摩西想自立為王時，神自然要出面為摩西辯護。事實上，摩西最偉大的地方是他沒有將自己「神格化」，為自己塑造「神像」，反而將自己「平凡化」，讓別人敢對這位行過無數神蹟、能與神面對面說話的領袖造反，並在日後受人尊敬，卻不受人膜拜。
神因為愛我們世人，祂嘗試扮演許多角色來得到人類的敬愛，例如：父母、老師、朋友、夫妻……等。以色列人從出埃及到進入迦南地這段過程，神幾乎是以父母的角色對待以色列百姓。而此時的以色列民就好像剛出生的孩童，愈受到父母的照顧保護，卻愈顯得悖逆無知，因而時常惹神忿怒，可拉黨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，提供我們一個思索神愛世人的機會。
(原[青年團契]1997年03月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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