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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就讀「短期神學訓練班」的時候，臺灣省會（改制後稱為臺灣總會）給付的生活費只有兩百元，扣掉十分之一奉獻給虎尾教會，剩下一百八十元；養育人口四個（妻子，加上三個女兒），夠用嗎？內人雖然勤作儉吃，並且日夜做加工，賺一點兒工錢，還是難以度日。
之前（1951年），《國語日報》的副刊開闢一個兒童園地，叫「七百字故事」。我投寄了十幾篇故事，都被錄用。我所寫的那些故事，有的是臺灣的民間故事，有的是譯自日文的「童話」。後來，《國語日報》副刊的主編將那些故事印成單行本，其中有幾篇是我的作品。
我就讀「短期神學訓練班」之後，為了補貼家裡的生活費用，就利用下課後的時間繼續寫「七百字故事」了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埋頭寫作的時候，覺得好像有人站在我的背後，就回頭一看；原來是楊約翰執事（1980年，改稱為長老），正在欣賞我的傑作啊！當我一時心慌，不知道該如何找一個臺階時，楊執事就提醒我說：「傳道人不可以賺外快喔！」接著，他說：「你若對寫作有興趣，無妨寫一些學習聖經的心得，投給《聖靈報》（改制後，叫《聖靈》月刊）發表吧！」由於楊執事的鼓勵，加上驟然湧起的使命感，從那一天開始，我便決心不再寫「七百字故事」了。
我投給《聖靈報》的第一篇文章是〈器皿〉，幸而被錄用，刊登於1955年5月號。第二篇叫〈以撒娶親〉，連載於1955年6、7、8月號。菜鳥試寫的不成熟的文稿，竟然都被錄用，不但使我產生信心，而且越發增強我的使命感；加入文宣行列，為文宣工作獻上身心，終身背負文字傳道之使命！
被刊登在《聖靈報》上的文章也有稿費，一頁九百字，稿費二元。而投給《國語日報》的「七百字故事」若被錄用，每篇的稿費則是十五元。若以賺取稿費為目的而寫作，投稿給《聖靈報》與《國語日報》，根本不成比例；但就使命、意義和價值來說，我卻寧願少領一點稿費，也要為《聖靈報》的讀者而寫。畢竟我已經獻身，立志要終身事奉主了。由勤寫屬世的文章，轉換為專心寫屬靈的文章。這是第四個轉捩點，哈利路亞，感謝主！
之後，我幾乎每個月都會寫一篇，有時候寫兩篇，投給《聖靈報》發表，而樂在其中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便與《聖靈報》結下「解不開之緣」了。短期神學訓練班畢業後，我受省會差派，駐牧臺中教會那段期間，我所住宿的「傳道房」，除了我之外，還有林悟真長老，與我同住了幾年。他的職務是報務組組負責（改制後，稱為文宣處處負責），以及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。
我開始駐牧臺中教會之時，距臺灣光復後不久，省會的長老執事都受日本教育，用中文寫作，並不容易，所以鬧「稿荒」是平常事。職是之故，每逢開完了編審會，稿件不足，無法付印。林長老便對我說：「稿子不夠，明天交出一篇！」而我總是義不容辭，就答應他說：「沒有問題，但今晚的聚會，要請您替我上臺講道喔！」於是我們兩個人就這樣交換條件，他開始準備講章，當晚替我上臺講道。我則徹夜伏案趕寫，替他寫一篇稿子充數。臺灣有一句俗語說：「粗糠（糠粃）來擠，也能擠出油來。」的確如此，駐牧臺中教會那幾年之間，我在《聖靈報》上所發表的好多篇文章，多數是這樣熬夜壓擠出來的產品。
之前，從求學時代開始，到畢業後，我看過好多文學與哲學的書。閱讀能力提升後，偶爾手癢難耐，也想寫寫看，並從那些不成熟的作品中選出幾篇，投給報紙的副刊。那些作品多數是「新詩」（現代詩），有的被丟棄，有的被錄用。當我第一次發現用墨水寫的字「化成鉛字」，可以讓許多讀者欣賞的時候，那一種類似瘋狂的愉悅，實在是難以形容的！1953年4月，我把那些刊登過的詩，加上幾篇新作，結集成書，書名《夜笛》。有一位高中的國文老師兼業餘的作家，為我寫〈序言〉，向詩壇的前輩介紹我勤奮寫詩的過程，以及可以預期的未來之成就。另有一位初中的美術老師兼業餘的木刻家，為我設計封面，是一幅「木刻畫」。那是一個「心形」的畫像，心的正中有一個披著蟬紗，張開翅膀的美女，伸出雙手輕輕地掀開窗簾。我在印刷廠校對這本詩集的時候，看到印在紙上這幅木刻畫像，靈感一來，即興寫了兩行小詩，印在那畫像的左邊。那兩行小詩是：把心的窗簾打開，讓月光進來。
他的畫襯托了《夜笛》的情調，我這兩行小詩則可以詮釋他圖畫的意象；可以說，「畫中有詩，詩中有畫」，相得益彰，是極佳的搭配。
這一本詩集《夜笛》是我的處女作，如今回顧往事，我自嘲那是「夢幻時代的作品」；當時未滿24歲，的確天天活在夢幻中。
1959年9月29日，總會召開第二屆第八次負責人會議時決議，自10月1日起，任命我為報務組專任助理員。受派任的工作是，協助報務組組負責林悟真長老，處理有關報務組的一切事宜；包括修文、編輯、校對、跑印刷廠，以及寫稿充數等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就進入報務組（1981年12月改制後，稱為文宣處），參與文宣工作了。雖然日復一日，夜以繼日地忙碌，但收穫卻不少。如今我之所以能推出三十多本著作，可以說是那一段日子被強迫學習的成果。感謝主！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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