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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呈習
一.緒論
《但以理書》是舊約聖經中的《啟示錄》，裡面不但蘊含著歷史層面的教訓性及靈修性篇章（一至六章），而且預言了神在歷史上的整全經綸（七至十二章），因此，新約之前的選民，從書中得到不少的安慰與造就；在新約時代裡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引用本書的經文，來作為末世論的證言，而使本書成為末世聖徒必讀的生活指南。
《但以理書》的「經典性」早已確證，但是，公元第三世紀「新柏拉圖主義」哲人波爾菲利（Porphyry of Tyre, A.D. 234-305）首先質疑本書的預言性，再經人文主義理性思潮的攪拌，當今世界，除了宗派神學尚重視本書的預言性，在廣大的人文神學領域中，則瀰漫著《但以理書》「後起論」、「杜撰論」的思潮，也就是專注於本書的歷史教訓性，及其象徵隱喻法所呈顯的道德教導，而罔視且不信本書的啟示性。
在以下篇章中，試將從前輩所領受的並伴偕平日所學習的，祈願靠著聖靈的引領，對《但以理書》的預言性與歷史性作簡略探討。
二.爭端的緣起
舊約聖經的「經典性」本是不容質疑的，舊約時代的選民奉之為圭臬，新約時期，道成肉身的主耶穌更多次多方地證實：舊約聖經是神的話語，內中有永生，其內容的總成全是主耶穌的救贖（約五39；太二十六24、54；路二十四45-46）。
使徒時代所傳揚的得救真理，因有聖靈的帶領並神蹟奇事的證實，其傳播情勢猶如泉源崩裂、一瀉千里、洶湧澎湃；在神道暢行的同時，惡者的破壞亦暗潛其中。外在的威嚇、逼迫雖然難擔，但內在思想上的腐蝕更是成為教會變質、墮落、被擄的致命關鍵。
首先對《但以理書》提出懷疑的是，第三世紀的哲人波爾非利，他是「新柏拉圖主義」的第二代掌門人，他不但是個博學的哲人，也是位道德實踐家，只可惜的是，他是基督教的頑固死對頭。
他曾憑藉著淵博的學識以及服眾的德行，展開對基督教的百般攻擊，其中的毀謗、攻擊，在聖徒的堅忍及歷史事實的澄清下，早已消弭得無影無蹤，但是，他對神言預言性的質疑，則留下了深不可滅的致命傷痕。他認為，《但以理書》是馬加比（Marcabees）時代的作品，因此成書之年日應該在主前第二世紀。
三.攻擊者惡酵的發漲
波爾非利的見解在當時並沒立時得到基督教界的回應，但這點異教攻擊者所暗藏的惡酵，竟然經過了一千五百多年之後的十九世紀，才大大地發漲起來。
首先，透過德國啟蒙運動的文學鼻祖雷辛（Lessing），以及理性主義哲學家的泰斗康德（Kant），兩人的大力宣揚與教導，「人本」主義侵入基督教界，波爾非利質疑《但以理書》預言性的論點再度被搬上檯面。
這回的質疑不是從外面的攻擊者而來，乃是那些以「人文主義」掛帥、受過理性主義薰陶之基督教內部博學的神學家們，內在發酵作用的影響是直接的，滲透式地潛入教會是無形的，因此西方神學的學院派主流不但懷疑《但以理書》的啟示性預言，更有不信它的歷史正確性。
他們之所以不相信其預言性，因為他們否認了真神直接神啟「預言」的可能性。他們認為，預言是緣起於那些虔誠信徒們在極端艱難逼迫之時，以歷史上的事件為素材，並且藉所謂的「天啟隱祕文學」的手法來影射暴政，並提出神救治的方案，用以安慰受苦受難中的信徒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源於已發生事件的先知性預言法」（vaticinium ex eventu），也就是說先有歷史事件的發生，再有杜撰者的預言靈感。
根據這項預設理論，他們認為《但以理書》中所描繪的暴君正是安提歐庫‧依皮非尼斯（Antiochus Epiphanes），又《但以理書》對此暴君的描述是那麼的準確且詳盡，因此《但以理書》必定是部歷史書，只是以「天啟文學」的方式寫出而已矣！既是歷史書，因此他們把《但以理書》的著作日期定於西元前二世紀中（165B.C.）。至於書中所描述的但以理與他三個朋友的種種故事，也只是一段段編輯而成的杜撰信仰勵志故事。
四.偏差之源
歷史中有許多的聖經學者，他們竭其畢生精力、皓首窮經，但令人扼腕長嘆的是，他們竟然以人的「理智」為中心，存著「不信的惡心，把永生神離棄了」（來三43）；他們「不信」，但也是「不能信」，他們「不能信」，是因為他們沒有領受那能引導人明白真理的「聖靈」，倘或他們願意領受「真理的聖靈」，也因為時候未到而有所不能（參：太十三17）。
因此，在沒有聖靈帶領下的「不信」環境中，產生了偏差的研究方法學：「源於已發生事件的先知性預言法」，這是偏差的總源頭；源頭敗壞了，整個研究結果就背道離經；因而他們也提出許多自以為鏗鏘的質疑，這些疑難皆源於「不信」。
五.《但以理書》的預言性
對於《但以理書》的教訓性從來沒有人質疑過，但是，要去證明它的預言性亦是眾說紛紜、莫衷一是。有人以《但以理書》本身所用的字彙，所出現的專有名詞以及歷史事蹟的內容來證實《但以理書》的真實性，可惜，這樣的論證是無力與貧乏的，反駁者同樣可以舉出更多的反駁例證。
在人為的例證陷入無崖無邊的對抗之際，我們將再次回到真神本身的證言：「從前所寫的聖經，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」（羅十五4），當我們承認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同時（提後三16），我們也同時承認了《但以理書》的預言性，「因為預言從來沒有出於人意的，乃是人被聖靈感動，說出神的話來。」（彼後一21），也正因為「除了神的靈，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。」（林前二11）
再者，我們如果相信耶穌是道成肉身的神，那麼我們對於祂所說的話就能完全接受。主耶穌談到末期的預言之時，曾經列舉但以理先知的話，這是千鈞萬鼎的活見證。當主耶穌說：「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憎的站在聖地」之時（太二十四15），祂證實了兩件事，其一為：但以理這個人的歷史性，因為主耶穌稱他為先知。其二為：《但以理書》的預言性，因祂亦引用《但以理書》的經文，來作為祂預言末期事件的佐證。
末了，宛如稍晚成書的《彼得後書》證實了保羅書信（彼後三15-16），較但以理稍晚的以西結不但證實了但以理這個人的存在，並且也簡介了他的品德與智慧（結十四14、20，二十八3）。這是「以經解經」的內證，亦是跳離《但以理書》質疑漩渦的最有力外證。
六.《但以理書》的歷史性與預言性
為了便於掌握全書及易於領受，一般釋經者常把《但以理書》截然二元化，也就是說，一至六章為歷史部分，七至十二章為預言部分。這種二分法幾乎成了公然的分段條規；其實不然，《但以理書》全書不但蘊含著歷史教訓性，也記載著對未來歷史演變的預言性異象，並且《但以理書》的歷史性與預言性是交互融合、迭次出現、前後呼應：
第一章，以真神歷史經綸的旨意、國王作育英才的計畫、選民聖潔守身的心志等三個層面為舞台。但以理與同伴們為持守聖潔，而有歷史性的要求，在飲食上試吃十天的素菜與喝白水，但是在真神的歷史經綸中，早早預見未到的三年之神恩。
第二章，雖然是歷史上外邦國王的一個夢，卻是獨一真神對人類歷史的通盤計畫。神藉著巴比倫的國王向世人宣告祂的普世歷史經綸，人類史上預言之長遠性無可與之媲美的。《但以理書》七至十二章的預言部分，亦是以第二章的預言為範本。
第三章，信心三勇士誓死不屈的精神預見了神恩，雖是區區三人的歷史，但是，因著信而得見將要臨到的神恩。
第四章，我們可以看到更明顯的預言性在歷史時空中得到應驗。巴比倫開國大王尼布甲尼撒有關於自己的夢，分毫不差地照著神所預言的時間應驗。
第五章，從巴比倫帝國末代國王所作的夢清楚得知，國家的興起與滅亡全操於真神的手中，並且藉著這個預言性的異象，活生生地被印證了出來。
第六章，當身不由己的大利烏王把但以理扔在獅子坑之後，立刻對但以理說：「你所常事奉的神，祂必救你。」（但六16），藉此，正凸顯出外邦的君王亦能預見真神的救援。妙哉！神智。
第七章以下的異象篇章雖具預言性，但亦蘊含了歷史的教訓性。
七.結論
綜觀以上所論述，讓我們更深深體會神的全能、全智及全知，祂在歷史中預示未來，在預言未來的異象中展現歷史，正如先知但以理的證言：「祂改變時候、日期，廢王、立王。顯明深奧隱密的事，知道暗中所有的，光明也與祂同居。好叫世人知道，至高者在人的國中掌權。」（但二21-32，四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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